原文载于《深圳特区报》2014年9月16日C3版

广东民商法学会转载

知识产权法院是对现代社会复杂性挑战的回应。司法很大意义上是微缩的人类知识史，各种细节性知识“嵌入”到纠纷的毛孔之中。

生命、心智、科学、社会和制度，充满无处不在的复杂性。

前不久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。许多人认为，知识产权纠纷技术性强、专业化要求高、法律尺度难以统一。设立专门法院有助于解决这些难题：不同专长的人才聚集在同一“司法屋檐”下，为审判知识的专业化提供了组织平台；法官固守在特定的知识分工上，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，获取更多细节性知识；经验知识在组织内部更容易连续性地传授、协调和控制，确保司法产品的高质量和一致性。

知识产权法院是对现代社会复杂性挑战的回应。司法很大意义上是微缩的人类知识史，各种细节性知识“嵌入”到纠纷的毛孔之中。按照波斯纳的说法，司法的严峻挑战不仅来自法律制度的内部，而且外在于法律体系引发诉讼的活动本身，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复杂性。法官处理案件就必须与各种新兴的科学技术、不断发展的数学和统计技术等“过招”。法官即使是通才，也会力不从心，比如，反托拉斯法是法学和经济学结合得最好的领域，法官普遍运用了经济学分析。即使如此，在波斯纳看来，法官自认为抱得的美人，实际上成了巫婆——经济学不断融入了更为复杂化的数学、统计学和心理学。外在复杂性要求制度上的回应，由此导致了司法的内部复杂性：更多的法官和工作人员、更高的专长化、更为严格的人员筛选、专门组织机构的建立，等等。

司法面对的复杂性是人类挥之不去的知识困境。我们身处现代信息社会，知识爆炸式增长，互联网使信息的习得发生了革命性变化。但是，知识总是以分立的方式“碎片化”存在，个体永远深陷“构造性无知”之中，有限理性成为个人行动的约束。个体掌握的知识绝对数相比其他时代或许增加了，其占有的知识比例却比任何时代都要低，社会交往不是更简单而是更为复杂，知识不确定性更大。现代人享受到的文明成果，只不过更多地依赖了与他人分散知识的合作。

知识困境需要寻求缓解司法复杂性的机制。建立类似于知识产权法院等专门审判机构，走专长化道路，尽管不失为可行的选择，却并非是唯一和最佳的。法官即使拥有非常强大的智慧，注定摆脱不了“无知”和“偷懒”的生物基因和人格品性，不可能全知全能，难以仅仅通过其自身的力量解决全部问题。专门化审判使法官“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”，技术性知识增加的同时，认知性知识面临匮乏不足。波斯纳就批评道，专门法院不是对复杂性问题的答案，却会使问题更糟，因为有专长的法官会使用复杂化的术语，对案件的技术争点不大可能知识渊博，“术语、复杂化以及隧道式狭窄视界，对于专门法院的运行，都是严重的危险。”同时，在我国，法律的内部复杂性尚待化解，知识产权法院集权式的体制，尽管有利于专业化，确保裁决的齐一性，却减少了司法知识的竞争性输出，裁判的纠错成本更为高昂。这，尽管不耐听，却委实值得思考。

回应复杂性的挑战，应当重申知识发现的程序价值与机制。在哈耶克看来，市场竞争是知识的“发现过程”，面对“构造性无知”，通过竞争能获取他人分散的个人知识和技艺，舍此，许多事实就不会为任何人所知道或利用。具体到知识产权审判，司法复杂性的消解，与其托付给特定的法官或者机构，还不如托付给竞争性发现程序。知识产权的复杂性不止是专利案件，在商标纠纷中，“混淆”、“显著性”、“知名度”，很大意义上是消费者的主观认知，如何查证和测度？损害如何计算？这些知识既不能指望法官准确判断，也未必是某一评估公司、统计师能给出科学结论的。好的做法是将学习机制引入诉讼程序，更加重视知识发现的程序过程，启动协商对话机制，对复杂性进行多元阐释。专家证人、专家辅助人、鉴定人、评估人、法庭之友等是重要力量；科学实验、调查统计、概率计算、经济学模型应进入法庭，将一些纠纷中抽象玄妙的法律概念用看见的数字去说话。多元阐释意味着民主论辩，可避免法官自我正当化的知识局限，即使其并不擅长专业领域，也能以不受蒙蔽的慧眼去“识货”。

复杂性不是社会过程的消极现象，而是生命、社会、科学、制度固有的存在方式。美国学者戴森在追问“生命为什么如此复杂”时指出，复杂比简单重要，生理平衡比复制重要，细胞的适应力比基因的独裁重要，整体容忍误差的能力比每部分的精确重要，复杂开放的生命更强韧，自然生态、经济、文化与制度都如此。面对知识的复杂性，必须维系知识输出的多样性和竞争性，而非简单化的处理，在“无知”困境中，知识的发现程序比结果更为重要。